东方逻辑发展对推进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

基于东方文明独特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东方逻辑有自己的特质。东方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都是一种应用逻辑,是基于经验的逻辑,是形式真与实质适当相结合的逻辑,是经典演绎逻辑、非经典演绎逻辑和非演绎逻辑并存的广义逻辑。人工智能逻辑作为发现的逻辑比东方逻辑更具优势,东方逻辑则在器与道的结合方面比人工智能逻辑更有优势。东方逻辑发展对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在于：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论要求从本民族文化背景出发,就这一思想体系原来的形态来把握它,也就是采用“把握原来样态”而不是通常采用的“据西释东”方法论原则。年轻的人工智能逻辑应该从古老的东方逻辑智慧中汲取思想营养,对东方逻辑的当代探索可能为推动人工智能逻辑发展助力。     

魏源对《毛诗》美刺、正变说的批评

美刺、正变是《毛诗》说的重要内容,魏源认为《毛诗》美刺与正变之说,对正确理解《诗经》危害极大,必须予以批评。但魏源并不否定美刺说与正变说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毛诗》的篇篇皆有美刺、以美刺为《诗》本义的美刺说,及其以正与非正言正变的正变说。     

道教文昌信仰与古代天文历算关系初论

大量文献记载表明,除梓潼的地方神信仰外,古代的天文历算学亦是道教文昌信仰产生和发展的重要背景。宋元之际,文昌神与梓潼地方神合流后,逐渐衍变为主管科举、文运、官禄之神,文昌信仰中的天文(自然)因素,亦渐渐向人文回归,文昌星神遂成为中国文化的守护神文昌帝君;而相应地,梓潼神亦被赋予了天文内涵,神学位阶得到极大的提升。文昌信仰反映了道教独特的神学形态:信仰依赖于科学实证传统,信仰不以神而是以文(人文)为中心——这正是文昌信仰独特的人文价值。     

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和创新

在中国和东亚的现代史上,儒学与西方文化一直进行着交流、互补和融合创新.利玛窦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曾认为,儒学与耶稣教的教义相通.儒学传到欧洲后,对一些杰出思想家如启蒙学者伏尔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儒家格言,就被写进了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当今的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有儒学的影响.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儒学更加受重视的时代.     

灵济道派的源起、形成与演变探究

依据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以明代一个较有影响但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研究的的道派——灵济道派为研究对象,厘清灵济道派的源起与形成、发展、衰落的基本史实过程,梳理灵济道派的历史脉络及其现状。指出：灵济道派是明代一个以灵济真君为主要崇拜对象、以灵济宫为主要活动场所的道派,它源于五代宋元时期闽人对二徐真人的信仰,形成于明永乐年间,成化年间发展到鼎盛,之后逐渐衰落并流入民间,至今在福建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     

邵雍的“皇极经世”学及其历史影响

《皇极经世》不仅探索天道、地道、人道,而且从天地之道那里引出"治道"。从这个角度看,《皇极经世》是一部以先天易学为基础、通过天道推演而确立人事治理法则的"传统物理哲学"书。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明确引述《皇极经世》的文献达667卷,先后出现了1114次,足见《皇极经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深刻影响。     

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批判

詹姆逊认为西方消费社会中物质的丰盛压缩了个体选择的自由,拉大了社会阶层间不平等的鸿沟,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剥夺了大众理性判断能力。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消费文化沿袭着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现代化远是未竟的事业,消费社会尚未成型。中国的消费文化承担着解构泛政治话语,扩展民众自主生活空间的重要作用。在中国语境下接受与理解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需要进行新的阐释与创造性解读。     

构建主客体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体系都是一种认识活动的结果,而主体和客体构成认识活动必不可少的两极.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了对之从两大块、四小块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传统模式,这样更有利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也有利于剖析人类对真、善、美这一终极目标的追求,还有利于展示其学科体系的广阔发展前景.     

论《物理学》第一卷中“缺失”如何成为本原

"缺失"虽然在《物理学》第一卷中被确立为三本原之一,但是它却没有独立的本原地位。缺失作为形式的对立面成为本原,而对立能成为本原又有赖于载体。实际上,缺失乃是一种偶性意义上的本原,而且缺失只是事物生成而非存在的本原。并不存在单纯的研究缺失的科学,缺失只有在与实体相关的意义上才能被认识。     

论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不同规定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问题在亚里士多德实体学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把形式等同于"其所是的是",又认为形式是"这类",是一物"内伏的是因",是最高目的。理清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这些不同规定及其相互关系是理解其实体学说的关键。